亚时观察|中国发展进入制度治理新时代

发布时间:2019-11-13 发布者:亚洲时报

亚洲时报特约评论员 高玉林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治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事、人、制相互影响和制约,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而治制更为根本、更有优势。


上月底召开的中共第十九届四中全会,重点研究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政治问题,反映了中共治国理政的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体现了中国制度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标志着中国发展进入制度治理的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图源:新华网/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制度来源于政治权威、法律规制,也来源于习俗惯例、人情事理;制度是一种刚性规则的规范,也是一种柔性力量的约束;制度关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国家长治久安,也关乎日常生活、百姓冷暖。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认为,政治发展是政治制度在历史上的演变,它不同于政治或政策的变化。这说明,制度是理解政治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枢纽所在。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习俗不同,其发展道路、治理模式和制度体系也不同。在全球化时代,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制度之间的比较、竞争和挑战尽管日趋激烈,各自的发展路径仍具有巨大的历史惯性和本土特征。进言之,国家发展有突出的民族特色和地域差异。天地节以成四时,制度节以期利民。认识和评价国家治理绩效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能否以及如何提高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认同感。从这个标准看,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展现了卓越的治理绩效和高度的合法性。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表现出强大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共深刻认识和总结执政规律,抓住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中国社会与其他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政党、国家、人民三者高度耦合、深层互动、相互生成,国家发展、政党执政和人民幸福之间互为因果,彼此嵌入。政党执政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保证了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的正确方向与道路。相形之下,西方一些社会的国家建构与政党治理、人民生活的关联则相对松散,互相“脱嵌”,出现治理困境、执政危机和民生问题。所谓的多党竞争、议会选举和宪政民主并未实现被期待的良治,反而造成相互掣肘,效率低下。可见,国家有效性和政府质量成为世界性的议题,却没有举世通用的“灵丹妙药”。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创新性和适应性。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同一种制度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总是与国情土地相结合,生出“味不同”的制度之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马克思主义学说,植根中国大地,深入中华文化土壤,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期待,具有显著的生存优势和制度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制度组合创新,创造性地解决了顶层设计与草根智慧、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宏大叙事与历史细节的关系和矛盾,有力协调了革命转型与渐进改革、激进方案与保守做法之间的张力和折冲,妥善处理了有章有法与相机决策、程序运作与特事特办的压力和冲突。反观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之所以出现剧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能把握决策、政策、制度和法治的统一,没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开始进入制度治理和高质量建设的新时代。新中国建设成就斐然,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但仍有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问题依然突出,生态恶化、民生短板、贫富差距、社会风险和执政考验依然存在。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快,大国外交、国际形势和周边局势复杂多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区域热点和动荡此起彼伏,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国内外风险和挑战都对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次全会将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制度改革和制度运行、刚性治理和柔性治理结合起来,反映出执政党对制度治理演进方向和规律的准确把握,也展示了其高质量建章立制的执政效能和治理智慧。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从历史的大尺度看,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不到一百年,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有许多不衔接、不配套、不完善之处。如何在各方面形成一个更加成熟、定型和配套的制度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度建设的艰巨任务。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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