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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排行榜:深圳居首

发布时间:2019-06-25 发布者:亚洲时报

6月24日,中国社科院(财经院)与经济日报社共同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7:住房,关系国与家》”。这份报告主要从城市层面来观察中国经济发展和走势,对2018年中国两岸四地293个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和288个城市的宜居竞争力、可持续竞争力、宜商竞争力进行了研究。

 

年度主题:“住房,关系国与家”

 

研究人员:首席研究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倪鹏飞,以及两岸四地城市竞争力专家

 

研究时长:历时大半年时间联合完成

 

主要方法:对房地产与促增长、调结构、防风险和惠民生进行了统计分析、理论研究、实证检验和情景模拟

 

对象:2018年中国293个城市

 

研究目标: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宜居竞争力指数、可持续竞争力指数、宜商竞争力指数

 

“南强北弱”“东中一体”格局凸显

 

报告显示,2018年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10强依次是:深圳、香港、上海、广州、北京、苏州、南京、武汉、台北、东莞。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香港和上海蝉联前三甲。

 

 

 

2018年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指数10强依次是:香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南京、澳门、成都、苏州。

 

2018年城市宜居竞争力指数10强依次是:香港、无锡、杭州、南通、广州、南京、澳门、深圳、宁波和镇江。

 

2018年城市宜商竞争力指数10强依次是:香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南京、杭州、天津、重庆和青岛。

 

报告显示,中国二十强城市区域分布,绝大多数位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以及港澳台地区,而且多处于都市圈内,其中长三角都市连绵区、珠三角都市连绵区分别占据二十强中的6席和4席。区域格局上,“南强北弱”逐步固化、“东中一体”进一步凸显:其中18个城市位于南方,只有北京、天津两个城市属于北方,北方城市数量严重不足。从东西来看,二十强城市大多位于东部地区。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曾在参加由中新社主办的国是论坛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南强北弱”的态势在加重。由于产业较为落后、人口外流严重、科技创新力不足等因素,东北、华北和部分西北地区近年来经济增长乏力,尤其需要关注。

 

陈耀认为,要解决中国南北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首先,国家区域协调方向要适当调整,重点向北部倾斜,关注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振兴。其次,要适度优化产业结构,增加新兴产业。同时,改善营商环境,采取措施遏制人才流失。

 

此外,报告指出,根据城市经济竞争力指数的平均值高低,中国发展较完善的都市圈可分为四个梯队:珠三角都市连绵区位居第一梯队,经济竞争力强劲。长三角都市连绵区、首都经济圈和厦门都市圈位居第二梯队,其余都市圈分别位列第三、第四梯队。

 

 

(图片来源:经济之声)

 

报告为什么要从城市层面来观察中国经济发展和走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马庆斌:以城乡两个空间形态来说中国经济的空间布局,城市显然已经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体。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也成为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未来城市经济发展就是推动中国经济稳定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中国的转型正处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重心在外”状态

 

报告指出,未来,中国城镇化率将持续增长,预计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比例将达到70%以上,更多的人口将从个体迁移转向家庭迁移。报告同时提醒,伴随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对公共支出提出巨大需求,应当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如何看待这种风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马庆斌:从就业的群体来讲,原来很多人可能在农村,他们更熟悉农村的工作,但进入城市以后,他们能否适应这种工业化的生产?当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个群体是不是又能适应高端的,比如金融咨询等这些服务业的发展?所以这里面有结构化矛盾的问题,风险就在于此。一旦认识到了风险问题,通过更好地面对这些就业压力,包括老龄化的问题,就可以把这种风险变为机遇。

 

 

(图片来源:经济之声)

 

报告指出,从城市经济发展来看,中国处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跨坎期。从产业、要素以及人才流动方面,都出现了局部的扩散现象。局部扩散将支撑中国迈入高收入国家。未来15年,中国将通过中心城市带动,逐步实现局部到全面升级。在一线城市完成全面转型升级后,二线三线城市实现转型升级,从而使不少城市进入高收入水平。

 

《报告》判断,当前,中国的转型正处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重心在外”状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马庆斌:这意味着信心和危机同在。一方面要有战略定力,另一方面要有危机意识。要加大一系列改革,加强创新能力,增强城市活力,让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更多的强调人力资源、强调土地、强调工资水平优势,逐步转到制度供给上。比如通过“放管服”,让更多企业更愿意到中国来,更愿意到粤港大湾区、到城市群、到中西部去。这就是变危为机很重要的一点——制度供给的问题。


实习编辑 陈佳慧

亚洲时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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