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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美贸易关系的“抗变”过程看特朗普的执政特点及其启示

发布时间:2019-02-27 发布者:亚太日报

中美贸易谈判终于传来重大利好消息,这标志着中美贸易的“抗变关系”可以暂时划上一个句号。所谓的“抗变关系”,特指近一年来中美两国在贸易摩擦过程中逐步呈现出来的不断升级的对抗关系。如果中美双方能够相互理解对方的决策特点与意图,这个“抗变”过程是可以更早划上句号的。其实,从这次的“抗变”过程中,中美双方都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首先,对中方来说,我们一定要再次看清特朗普执政的“特殊性”。特朗普绝对不是普通的美国总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特朗普救了美国,延缓了美国衰落。现在美国虽然很乱,国内政治与社会都很分裂,但如果换成希拉里上台,美国可能会死得更惨、更快,而快速衰落的美国可能对中美关系、对世界来说更危险。



我们经常说当前面临的国际关系是“百年不遇之大变局”,其中就有“特朗普效应”的因素。可以说,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的“百年之不遇”。他是1789年以来,首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出身商人(businessman)的美国总统。230年来,美国共产生了45位总统,绝大部分(36位)出身于副总统、州长、参议员等“高级政客”,少部分出身于从政经验丰富的内阁成员(国务卿3个、战争部长2个、商务部长1个),个别出身于其他公职人员(陆军将领2个、众议员1个)。如果说2008年奥巴马当选创造了美国历史——第一位黑人总统,但他突破的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平等(人种平等),如果2016年希拉里当选也仅是社会学意义的突破(性别平等)。但特朗普的当选却是政治学层面上的历史性突破——第一个没有任何从政经验、更无任何外交经历的“平民”居然平步青云,获得全世界最有权力的公职。


因此,可以说“既幼稚无知(无畏)、又老谋深算(顽固)”是特朗普的执政特点。


“幼稚无知”是指他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政治民主文化、治国理政的内政外交之术不了解、不熟悉、没经验。“无知”自然就“无畏”,没有什么顾忌,自然就敢于做出任何出乎常人意料的决定。例如:“禁穆”令、罢免科米与蒂勒森、与蔡英文通话、国际社会“退群”、耶路撒冷事件、“特金会”、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等。可以说,在特朗普的执政中,什么都是可能的,我们绝不可以其前任的“正常所为”来推断特朗普的治国术。


“老谋深算”是指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当选时年龄最大的“老”总统,人生阅历极为丰富;同时又是美国最成功的商人之一,创造了很多商业神话。因此,在他眼中什么都是“生意”(deal), Make Deal是他的基本哲学,在他的日常用语中,Deal 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例如,1月31日在白宫会见刘鹤副总理时连续说了多次deal,2月12日在内阁会议上谈到中美关系时,不到3分钟就提到6次deal)。因此,可以判断目前他对华关系的基本逻辑还是Make deal,To make a big deal! 这也是近期中美经贸会谈能取得突破的关键原因。



我始终认为“中美贸易战”是个伪命题,中美之间不存在所谓“贸易战”。特朗普并不是想与中国打贸易战,而是想以商人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加税,来压迫中国多开放,多给美国让利。这其实也是在兑现他的竞选承诺。作为一个“守信的商人总统”,特朗普对竞选承诺是很顽固和执着的,他是1952年现代美国总统选举以来“最守信”的美国总统。他在竞选时发出的承诺,80%以上基本都兑现了(包括最困难的减税、废除奥巴马医保等),但在对华政策上没兑现,特朗普在竞选时曾抨击中国的贸易顺差“夺走了美国人的工作”,要“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45%的惩罚性关税”等。这实际上是2017年初,中国主动务实的对美外交打破了特朗普执政节奏的结果。2017年3月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的“海湖庄园会晤”,赢来了特朗普执政首年的访华,成功延缓了美方在2017年8月就想抛出的“对华301调查”。可以说,刚开局时,中国是“不以常规”出牌的,在特朗普执政不到百日,习主席就巧用首脑外交,以非正式工作访问方式主动出击,积极展示中国对中美关系的诚意与善意。但遗憾的是传统的惯性外交思维后来又占据了中国外交政策界的上风,当美国高调推出含有冷战思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副总统彭斯罕见地发表对华强硬政策讲话时,中国外交政策界以为特朗普变了,以为特朗普又回到了美国传统的对华“遏制”的轨道,因此“对美不要报任何幻想、准备全面对抗”的声音又开始占据了中国对美外交的主页。其实,这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主要是美国建制派战略精英们所为,未必就是“商人总统”特朗普所想;彭斯强硬的讲话也许是特朗普顺水推舟、借建制派所为对华施压,欲达到其以压处变(贸易谈判之变)的目的。



所以,自2018年1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国铝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开始,中美贸易关系就开始堕入了“抗变”的深渊。我们可以简要回顾一下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就可以看出“抗变关系”的演变轨迹。作为对美国“双反”调查的回应,2018年2月中国商务部发起对美国高粱产品的“双反”调查。这中间有个缓冲机会——2018年2月下旬刘鹤副总理第1次访美磋商,但仍受对抗思维影响,中方没有做出让特朗普满意的实质让步。2018年3月15日,美国宣布对中国的铝箔产品征收“双反”关税。同月23日,特朗普宣布将有可能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对此,对此,中国高调回应,3月29日中国外交部批评美国是“以邻为壑、让子弹乱飞”,中国商务部表示“希望美方悬崖勒马,否则我们将奉陪到底”。2018年4月2日,针对美国不公平的“232调查”,中国发布了对产自美国的30亿美元商品的征税清单。——“抗变”的第一回合,美国施压,中国贯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传统对抗策略。


2018年4月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其网站公布了长达58页的对华征税建议清单。该清单总额涉及约500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建议税率为25%。4月4日,中国迅速做出回击,宣布将对约500亿美元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加征25%的关税。同时,中国商务部、外交部强硬发声,希望美国“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此,4月5日,特朗普要求美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对中国商品征收1000亿美元额外关税。4月16日, 美国商务部下令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公司出口电信零部件产品,期限为7年。同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起对华新的301调查,以反制中国在云计算与其他高科技服务领域的所谓“不公平限制”。——“抗变”的第二回合,双方针锋相对,相互高调试探,但未落实锤。


从2018年5月上旬开始,特朗普曾希望通过谈判达到目的,5月4日他派遣美国财长姆努钦率团访华磋商。作为回应,5月16日,刘鹤副总理第2次率团访美磋商。但可能是受到美国反华建制派的影响,5月29日特朗普突然变卦,表示美国仍将对500亿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2018年6月15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同日,中国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抗变”的第三回合,双方开始小步实质对抗。这时双方已无法正常谈判对话了。



美方继续施压,2018年6月19日,美国威胁将制定2000亿美元的征税清单。中国依然强硬回应,中国商务部高调宣布,这种“极限施压和讹诈的做法,背离双方多次磋商共识,也令国际社会十分失望”,“如果美方失去理性,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反制”。2018年7月6日,美国宣布对第一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作为反击,中国也于同日对同等规模的美国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7月10日美国政府第一次列出了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拟征收10%关税的清单。7月11日中国商务部回应,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不得不做出必要反制。8月1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宣布,拟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税率由之前的10%上调至25%。作为回应,8月3日中国宣布将对原产于美国的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20%、10%、5%税率不等的关税。8月22日,应美方邀请,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率团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举行会谈。——“抗变”的第四回合,美方施压逐步升级,中方惯性强烈应对,但立场有所软化,开始寻找除了“对抗”之外的其他途径。


2018年9月18日,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于9月24日正式启动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额外关税,首轮税率为10%,2019年1月1日起将增至25%。同时,特朗普还强硬表态,如果中国政府采取“报复性行动”,美国将对另外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同日宣布将对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10%或5%的关税。9月24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旨在澄清中美经贸关系事实,阐明中国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政策立场,推动问题合理解决。——“抗变”的第五回合,美方加大赌注,强力施压,中方开始理智回应。


2018年12月1日,在阿根廷举行的G20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成功会晤,两国首脑达成重要共识。2019年1月下旬,刘鹤副总理第3次率团访美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2月中旬,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姆努钦率美国工作代表团来到北京会谈。2月下旬,刘鹤副总理第4次率团访美磋商,中美双方达成重要共识。——“抗变”的第六回合,中美双方走出对抗深渊,“抗变”关系暂时划上句号。


从上述中美贸易“抗变”关系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其实双方都有可吸取教训的地方。中方更需要灵活的战略思维,不要以传统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对抗思维出发,尤其是遇到像特朗普这样不以常理出牌、自以为擅长于谈判的商人总统。实际上,从中美双方“抗变”过程中可以发现,特朗普是“雷声大雨点小”,他也曾给中国反应的时间和机会的。例如,从4月3日美方宣布第一轮500亿美元征税清单开始,一直到2018年8月23日才全部落地。只是到了后来特朗普才加快了速度与强度,中国也才逐步意识到特朗普的商人本质。



从这次中美贸易关系的“抗变”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对华关系的明确共识,至少特朗普还是属于可以塑造的、外交白纸型总统,基本还停留在“make deal”的状态,只要能给特朗普带来就业率与支持率,中美关系就有合作向好的机会。我们要积极引导这个方向,努力让特朗普的这个特点主导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说,目前,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有2股力量,除了特朗普(经济优先,追求务实利益——贸易优势、就业、民意支持率)之外,还有就是以副总统彭斯为首美国反华的建制派,他们是传统的精英政治,追求对华战略遏制与意识形态对抗,他们才是我们应该要真正担忧的。目前热炒的“孟晚舟案”、“波兰华为间谍案”、南海航行自由、对台关系问题等,大多是他们所为。他们处心积虑,有计划、有安排、有步骤、有预谋,有战略、有战术。目前他们也在大力影响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方向。


当然,对特朗普来说,随着他执政的成熟,他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不能过度演戏,一味简单强硬,过多以商业谈判的风格来极限施压,过多借用传统的建制派战略精英的做法,这可能让中国战略界误以为“贸易战”仅是美国全面对华遏制的开始,中国只要在此退让,将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当前,在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之间有着“巨量”的联系,中美两国作为历史上实力最为接近的“巨型”大国,都是too big to fail。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基本面(安全、和平、地区热点、能源、粮食、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都是不能忽视的客观存在,中美关系要搞坏了,对两国、对世界,都是个不可承受的灾难。中美关系如果处理不好,未来“流浪地球”是可能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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